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下称“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于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召开。11月30日下午委员会经过评审，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下称“代表作名录”)。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0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1年，九华立春祭、班春劝农、石阡说春被列入该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2014年，三门祭冬、壮族霜降节、苗族赶秋、安仁赶分社被列入该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该遗产项目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逐渐减弱，但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认知的独特性及其实践活动的丰富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

出席本届常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表示，此次“二十四节气”成功入选代表作名录，既是教科文组织对该遗产项目有助于在整体上提高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重要性认知的一致认可，也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文化融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然而，“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和保护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将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根据业已制定的保护计划，与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一道积极实施系列保护措施，认真履行各项义务和责任，让更多的国家、社区、群体和个人认识、了解“二十四节气”这一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活动，并创造条件确保相关社区和群体在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与保护的行列中来，激发其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二十四节气”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为确保“二十四节气”的存续力和代际传承，在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协调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作为牵头单位，协同相关社区、群体于2014年5月成立“二十四节气保护工作组”，联合制定了《二十四节气五年保护计划(2017—2021)》，并共同约定了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河南省登封市文化馆、内乡县衙博物馆，湖南省安仁县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花垣县非遗保护中心，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非遗保护中心、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村民委员会、遂昌县非遗保护中心、三门县亭旁镇杨家村村民委员会，贵州省石阡县文化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文化馆等相关社区，将建立并依托二十四节气传习基地，结合富有地域特色的仪式实践和民俗生活，开展相关调查、传承和宣传活动，使这一传统知识体系得以存续。以中国农业博物馆和中国民俗学会为代表的社团群体长期从事“二十四节气”的相关文献、传统知识及民俗实践的保存和研究工作，将为该遗产项目的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分别负责征集、收藏、展示和研究、宣传、弘扬等工作，承担起专业机构和专业学会的责任。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博物馆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张，建设热潮涌动。有媒体报道称，记者在北京、河南、安徽等地调研时发现，在博物馆建设热潮中也出现了盲目跟风、超前建设现象，重建筑轻功能、重建设轻运营的“两重两轻”问题突出，馆藏文物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我国只有25个博物馆，而截至2012年末，我国博物馆总数已达3589个。“十一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以每年100座的速度增长，并于2010年进入高峰全国新建395座博物馆，平均每天超过一座。可以看出，我国博物馆建设经历了不足到亢奋化建设的态势，只是这样的亢奋化建设，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忧虑，而不只是欣喜。

之所以认为，我国博物馆建设呈现亢奋化状态，既有数字为证，又有国外事例可以作为比较。日本在经济腾飞时期建设了大概3000余座博物馆，后来当经济发展进入泡沫期后，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博物馆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可以说，在大建博物馆的同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需不需要那么多博物馆，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人们要求的博物馆是什么样的。

正因为如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重视。其一，亢奋化建设背后的跟风和浪费现象越来越突出。这是最为明显的表现。某些地方把博物馆建设作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一定意义上，博物馆仅仅是政府门面的装点，而能否发挥作用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某些地方盲目在建筑上攀高比大，投资规模动辄上亿元甚至10亿元，不仅造成建筑空间大量浪费，而且能耗巨大，出现了“重建筑、轻展览”的怪象。

其二，亢奋化建设与博物馆本身承担的使命有所偏差。常识而论，博物馆是民众的大学，其核心功能是教育，但由于盲目建设，公众的意愿往往被忽略，无法做到以人为本。据国家文物局2004年统计，我国现有各类博物馆2126座，其中文物系统博物馆1507座，其他包括个人、行业博物馆达到600多座，每年举办的陈列展览近1万个，然而观众人次仅1．8亿多，也就是说，每8人中只有一个人一年会进一次博物馆。近几年，情况也许有所改观。不过看到这些数字，就会明白，一个无法吸引公众的博物馆，建设再亢奋又有何意义呢？

其三，亢奋化建设与定位模糊化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不少博物馆一“出生”，就不是本着满足公众需要而问世的，而是有着政绩冲动和浮夸跟风的因素，有着打造城市形象工程的意图在内，还有个别地方竟然弄出了不伦不类的东西，如“秦桧博物馆”。殊不知，博物馆既是文物保存场地，也是知识传播的场所。但我国绝大多数博物馆始终停留在收集储藏文物，为专家和研究需要服务的小众层面上，基本上忽视大众层面的需求，更有一些博物馆的藏品自进馆之日起，就进入尘封之日，无法与世人见面。在这样的定位下，亢奋化建设恐怕只能是个笑话罢了。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到北京，一定会参观故宫博物院；到伦敦，一定要去看大英博物馆。但是，在博物馆建设热之下，有多少城市的博物馆敢有这样的梦想期待呢？

互联网早期时代有句名言，叫没人知道电脑后面的你是一条狗，后来变成任何人都知道你是一条狗。现在一家叫做Veeso的公司，研发出了一套能够追踪用户面部表情的移动VR头显，如果这套技术成功的话，VR世界的人就能知道头显里的你是一条愤怒的狗，还是快乐的狗。

根据介绍，Veeso的这套移动VR头显原型机中共有两套摄像头，一个隐藏在头显中，可以记录用户的眼球和眉毛的运动；另一个从头显正下方伸出来，用来记录用户的嘴部和下颚的运动。通过记录眼球、眉毛、嘴部和下颚的动作，Veeso的技术能够让追踪并将用户的面部表情映射到虚拟的化身脸上。 Ninja Theory曾经将游戏《地狱之刃：塞努阿的献祭》通过动作、表情追踪和实时引擎制作了一个超真实的体验。事实上目前面部表情捕捉用到最多的还是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例如“动捕之王”安迪·瑟金斯在《指环王》和《猩球崛起》中的表演。Veeso的优势在于，相比影视特效的繁琐，该公司不用在用户脸上画mark点，就能通过移动设备完成面部表情的追踪。

如果Veeso的技术成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应用，就是VR社交环境。目前vTime和Altspace等VR社交应用中，大家都有一个动画的化身形象代表用户自己，不过这些化身目前甚至不能反映用户的动作，遑论表情。而如果该技术能用在VR社交上，飞吻、笑脸、眨眼、吐舌头这些emoji估计使用频率会降低很多。 目前Veeso正在Kickstarter上进行众筹，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前去围观。

近日，全世界再次开启“乌镇时间”，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讲话，期许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刘云山出席大会，并就五个方面的深化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1600余位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研究机构、技术社群和民间团体的互联网领军人物，就全球互联网发展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今天已经全面融入人类生产生活，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与此同时，我国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也正在促使互联网与各行各业进行着深度融合。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10月下旬，来自秦晋豫冀四省的120名文博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古都西安，参加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共同探讨“互联网+”时代的博物馆发展之路。

“互联网+”与博物馆的管理与创新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强跃从“互联网+”思维的阐释出发，从宏观的思想层面探讨了“互联网+”思维对博物馆管理理念的影响。他认为博物馆应在“互联网+”的带动下，打破“内向型”的思维定式，从藏品管理、陈列展示、公众教育和电子系统等方面进行创新与变革。其次，博物馆的管理者应借助互联网的用户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迭代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等把社会资源、信息资源和物理资源进行深度融合，把管理从二次元上升到三次元，为用户创造“沉浸式”的体验。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信息资料部主任赵昆介绍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承担的国家科技惠民项目——《博物馆公共安全管理与服务物联网技术集成应用示范》。该项目集成应用和示范推广一批先进成熟适用技术，选取陕西省不同类型的10家典型博物馆为实施对象，为博物馆公共安全检测、预警、管理、应急防范以及文化遗产信息公共传播服务等方面提供科技支撑和示范。在此基础上，赵昆提出打破封闭、向社会全面开放资源、与公众平等对话、从公众和民间中吸取管理智慧的经验和建议。

许昌市博物馆馆长助理宋奇谈到：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与互联网相互渗透，创新融合，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昌博物馆以大数据工具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例如构建开放的公共数据服务平台；与其他博物馆开展交流与合作、与其他行业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发展；在增加博物馆展览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增加其娱乐性等等。

“互联网+”与藏品的保护、展陈及宣传

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夏文峰认为，物联网技术支撑了对藏品环境、人员的实时动态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监控和管理，使博物馆藏品的“智慧管理”和“智慧保护”最终得以实现。通过物联网与大数据分析，能够尽可能减少人为和自然因素对脆弱文物的影响；通过分析数据资源，找到环境与文物的变化规律，探索文物保护的科学理论，是实现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有效途径；通过数据分析还能唤起文物保护的风险意识。

晋城博物馆副馆长程勇主要探讨了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做好展前宣传。他认为可以从展前宣传的准备和渠道两方面入手。展前宣传，要做好博物馆内部和博物馆外部宣传相关方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展前宣传的渠道包括互联网、电视、电台、纸媒、户外广告、新媒体等。他重点介绍了晋城博物馆通过户外广告和微信进行展前宣传的成功经验和实践。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副馆长刘社刚认为，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直接面向社会与公众的窗口。而如何讲好陈展故事，提高吸引力，满足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是博物馆如今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在网络全球化、移动终端普及化的新时代，树立互联网思维，树立科技创新意识，促进博物馆的陈展不断加入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是打造博物馆精品陈列展览的重要途径。当前，新技术在陈展中主要用于再现历史、诠释文物、复原遗址、自主导览等方面。在运用新技术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到，新技术要符合陈展主题及内容设计，要突出特色；新技术要巧妙融入艺术设计，而且要绿色环保；新技术要成熟稳定，而且要经济适用等问题。

“互联网+”与博物馆公众服务

中国煤炭博物馆副馆长胡高伟从创作主体、科普对象、创造手段、创作内容、效果评估五个方面分析了数字化阅读对科普创作产生的影响，探讨了数字化阅读时代下博物馆科普创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强化数字化阅读理念；发挥“两个积极性”，完善科普创作激励机制；按“倒三角模型”培养和开发科普创作人力资源；实施“科普创作数字化转型工程”；实现科普创作成果的“实体展示”和“虚拟展示”的结合；开展科普批评；净化科普创作市场七个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安阳博物馆馆长周伟通过对信息化和博物馆信息化发展历程的回顾，提出以公众需求为核心，牢牢把握信息化的时代特征和博物馆的发展方向，重视博物馆数字资产的保护与管理，大力推动智慧博物馆建设，推进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黄骅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王德强谈到：博物馆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如果以经营的理念开展多元化服务，开发利用博物馆各种资源，不但可以缓解财政压力，还可以为博物馆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截然不同的新道路。他认为，博物馆要做到“四有心”——有忧患之心，做长远规划；有经营的理念之心，挖掘自身IP（知识产权、版权）资源；有多元服务之心，持续吸引公众休闲参观；有立足展览发展之心，稳住博物馆发展之基。

对“互联网+”的“冷”思考

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张礼智认为，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提法存在缺陷：一是容易忽略对博物馆根本性问题的研究，如博物馆的定位问题、管理问题等；二是混淆了互联网和“互联网+”的区别；三是容易造成对博物馆基础工作的忽略；四是忽略了博物馆的差别。其次，他从查询、藏品管理和交流三个方面探讨了互联网与“互联网+”在博物馆领域的边界。其冷静的思考，有助于克服智慧博物馆建设中的盲目性，避免被互联网大潮裹挟而人云亦云、跟风炒作。

洛阳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曹岳森认为，智慧博物馆只是一种博物馆运营体系，不是解决当前博物馆运营核心问题的灵丹妙药。博物馆的核心业务永远不会被技术所代替，博物馆不应盲目追随技术而成为网络的寄生者。未来的博物馆发展应该坚持核心业务需求为导向，做好实物工作，在虚与实之间相守相生，相得益彰。

中小博物馆的“互联网+”发展之路

邯郸市博物馆馆员马率磊认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方面因素，中小博物馆并不具备建设智慧博物馆的条件和可能。他认为中小博物馆不可能完全照搬大博物馆的做法和经验，而应该立足本馆现状，强化传统产业的同时，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传播特点，逐步完善服务社会的智能，具体可以从重视观众调查，强化教育科学研究；结合观众需求，提供“精准”服务内容；结合观众特点，选择“恰当”服务形式三个方面来推进。

承德市文物局科员李咏咏从让文创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博物馆的公众体验、博物馆的科普惠民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小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运行模式。她还提到，当前国际上出现的博物馆集群化发展趋势，该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智慧博物馆的发展要求。

山西民俗博物馆安海谈到，中小博物馆在数量上是山西省博物馆构成的主要力量，承担着保护、宣传、深耕三晋地域文化的重任。然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小博物馆由于资金限制、专业知识薄弱、人力资源匮乏等因素，其博物馆功能与价值的实现受到制约。他以2016年山西省文物系列巡展工作为案例，提出了以大带小、开拓社会合作模式，共享藏品，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力量巡展交流，促进山西中小博物馆发展的路径。

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李耀申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文博漫谈：文博热点问题解析》的专题讲座。李耀申对文物工作如何面对公众质疑、《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修改建议、博物馆也应致力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概念使用问题、基本陈列的发展脉络与创新实践、新亮点•新趋势——从“十大精品”推介看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新发展、发展文博创意产业规范文创经营活动、博物馆文创要坚持守正不移等热点问题从理论、实践以及政策法规等方面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此外，开滦博物馆馆长王立新、信阳博物馆副馆长花原、大唐青铜镜博物馆副馆长郭欢、山西博物院薛萍、大同市博物馆刘思祺、汉阳陵博物馆胡小玉分别作了题为《如何让公众和游客爱上博物馆》《信阳博物馆陈展如何利用数字化讲好故事》《防患未然，物联网让文物保护更智慧》《“互联网+”背景下的博物馆发展新渠道》《浅谈新媒体在博物馆公众服务中的实践 》《当代博物馆展示理念观察》的发言。

本次研讨会是秦晋豫冀四省自2008年以来举办的第九届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除学术研讨外，还增加了学术考察、合作办展以及博物馆之夜的内容，创新了会议形式，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加强了四省博物馆的务实交流与合作。与会代表围绕智慧博物馆建设中的“智慧管理”“智慧保护”“智慧服务”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达到了分享学术成果、开阔学术视野、了解行业动态，提供理论经验、启迪思想思路的目的。

近日，资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对外开放。安岳石刻传统工艺、临江寺豆瓣制作工艺……展示中心以实物、视频、图片、文字等介质、载体，对安岳石刻等资阳现有的12个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项目精品进行集中展示。

川剧

蜀绣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众所周知，在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的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面临着“保护难、传承难”的困境。资阳此举旨在通过集中展示的方式，增进公众对非遗的了解，进而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当然，由于非遗的特殊性，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不能单单通过简单的展示来实现，而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真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生机。

临江寺豆瓣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传承人培养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文化遗产，其传承多靠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口传心授、口耳相传。其口头性、无形性凸显了传承人的重要性。但目前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的难题。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与非遗目前的传承格局有关。据了解，目前不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教育方式。狭窄的传承方式一方面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不少对此感兴趣、有意愿学习的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学徒各项权益得不到保障，容易挫伤学习积极性。因此，应当突破师带徒狭窄的传承方式，面向全社会，面向学校，从娃娃抓起，将非遗传承列为学校必修课之一，经常性地、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观摩非遗项目，让更多人感受非遗魅力。

安岳石刻

其次，还要完善非遗的创新机制。由于与人们急剧变迁的文化生活需求脱节，不少非遗项目失去了群众基础，面临着“传承难”的问题。只有持续创新，才能贴近群众，焕发出蓬勃生机。安岳竹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技艺传承、原料生产，产品与市场对接等环节入手，建立健全发展传承机制，最近几年，通过市场调研，安岳推出了不少适合市场需求的竹编产品，带动了当地竹编产业的发展。因此，要持续推动创新，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创新机制，从培养创新意识、鼓励创新发展等方面着力，增强非遗项目的生命力。

有数据显示，在非遗总量占北京市三分之一的西城区，“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约达65岁，由于历史原因，已“部分失传”项目目前达到10个。为此，政府部门通过公开招徒、抢救性拍摄等形式，试图为“非遗”手艺延续文化基因。其中，西城区拟通过影像资料的形式，为部分濒危“非遗”拍摄教学片。(《新京报》11月24日《非遗濒危 政府拍教学片留存“基因库”》)

非遗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代言，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史的见证和载体。对于非遗而言，忘记就意味着忘本，泯灭就意味着文化发展的断代，就意味着对民族的、传统的文化之根的忘怀。因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格外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保护、传承和发扬。但由于地域宽广，传统文化发展历史绵延悠长，不同区域和领域的非遗表现迥异，除了集中不可移动性非遗之外，国内文化非遗大多散落在民间，并以传统和民俗的方式存在，还有相当一部分在特殊的传承空间和传承方式中绵延流传。这样虽然保证了非遗的精粹，但更面临着传承与发扬的尴尬。比如非遗传承人年龄越来越大，面临年久失传的尴尬;比如个别非遗产品因为独特的民俗文化影响，难以走出深闺流传深广;比如随着现代传播手段和媒介的宽泛，以及现代文化文明方式的影响，青少年不愿意接触非遗导致传承出现后继乏人的断代之惑……

非遗不能丢，非遗不能泯失，但目前非遗面临的尴尬已让保护和传承发扬面临诸多尴尬和遗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采取科学的干预措施，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发扬，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政府部门通过公开招徒、抢救性拍摄等形式，为“非遗”手艺延续文化基因的做法，不啻是在为非遗保护传承等建立“基因库”，其意义毋庸讳言，成效更值得期待。

首先，政府部门公开招徒本身就是在建立后继传人“基因库”，必然要对急需保护和传承的非遗产品进行宣传和推介，进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参与热情，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积极干预性质的非遗宣传推广，更是一种信号积极的政府保护态度和推广手段，其意义和影响必深远而积极。其次，对于个别非遗产品进行抢救性保护，采取拍教学片、影响资料等方式进行留存，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记忆留存性质的“文化基因保存”，是在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载体，对非遗进行精粹保留和注解分析，这不仅是一种抢救性记忆留存，更是一种传承精粹、发扬精髓意义的独特展示和珍藏，这些教学片也好，影像资料也好，其实都是一种活生生的记忆载体，对于一时找不到传承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一种避免断代和泯灭的积极干预。与此同时，现代传播和影像技术的参与，更会对非遗进行多视角的解读和保存，除了保存意义之外，也更能达到发掘非遗精华、推介非遗魅力的积极效果，这更值得期待。

对非遗而言，保护和传承发扬，其实就是在延续我们的文化之根，就是在纯净和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基因。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多远的现代文明文化的撞击与对流，一些非遗或许因藏匿深闺而无人所闻，或许因走不出深闺而无法展露迷人的魅影，或许因缺乏开掘和解读以及审视而难以魅影示众，但我们决不能看着非遗渐渐泯灭于民间，不能让文化之根就此断代，不能让传统文化就此销声匿迹，保护、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不是非遗传承人自己的事，也不是喜好者的事，而应该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因此，采取积极的抢救性保护措施，通过公开招徒、拍摄影响资料和教学片进行记忆留存，建立非遗传承保护的基因库“刻不容缓，否则我们将愧对文化传承，愧对历史发展。